圣人为何“述而不作”？

厦门    尤德才

 

        孔子是公认的大学问家，述而不作的典型。孔子自称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 一部《论语》，是孔子徒子徒孙们根据眼见耳闻和道听途说的孔子言行，整理搜集编纂而成，不是孔子本人的大作，最多只能算是“口述实录”。至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那就更不用说，孔子只是一名编辑。儒家讲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，这“立言”一条，孔子不会没有想过，但他的“立言”，只是述而不作，说说而已。

 

        外国智者圣贤也如此。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，平生忙于在雅典的广场和他人辩论，也未曾留下著作，后世对于苏格拉底的认识完全出于他的弟子柏拉图的记录。

 

        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同样是“述而不作”！整日悟道，修行，同样未留下半点著作。释迦佛说：“谁说我49年讲经说法，就是诽谤佛法”！佛学佛经是他的弟子笔录和后来佛学大师感悟而编集成书；禅宗也许深刻地领悟了佛陀的旨意，明确提出“不立文字”。禅宗五祖弘忍“生不瞩文，而义符玄理”；北宗祖师神秀亦是“禅灯默明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不出文记”；而真正开创禅宗的惠能六祖，甚至更明白地说道：“佛性之理，非关文字能解”。

 

        基督耶稣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，《圣经》执笔人是40多位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生活年代跨越了十六个世纪。

 

       伊斯兰创始人穆罕默德同样没留下著作，《古兰经》也是穆罕默德口述、他的弟子们笔录汇集成书，不同弟子笔录汇集内容也存大很大争议。如今传世之作皆奥托曼版本，这个版本和穆罕默德的原始版本之间存在多大差异，成为千古之谜；

 

       古今中外智者圣贤们无论是对外部客观的宇宙世界、还是对人类社会、乃至对人生的内心世界都清晰明了。他们的学识和智慧都是古往今来人类中最高最深的。如果愿意著书立说，不仅著作很多，而其作品跻身“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作品”也易如反掌。但智者圣贤们为何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“述而不作。众说纷纭。

 

      也许有人认为，智者圣贤“述而不作”是没有写作条件（公务繁忙、俗事缠身、缺乏笔墨纸砚等）。或是因为谦虚，或淡泊名利、或写作是非常耗费心力脑力，进而影响健康等原因。但这些原因很难成立，因为，智者圣贤有那么高的学识和大智慧，不写下来利益人类，那不是很自私吗？能称得上智者先贤？

 

       我以为， 中外古圣贤智者“述而不作”主要原因，是他们领悟了“道”。“道”是宇宙产生之根，道是万事万物之本，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产生的。凡智者圣贤都会效法“道”，遵道贵德。圣人言行的依据就是“道”的真理，无论阳刚生息，还是阴柔生息，都要不折不扣敬畏道、顺应“道”。

 

       “道可道，非常（恒）道”、“道不可言，言不及道，”混沌性是“道”的特性。语言文字有局限性，科学逻辑研究有局限性。因为，“道”是形而上，到了形而上本体论高维层次，是超语言、超科学、超逻辑的。“道”和现象之间不是因果等逻辑联系，无法用科学性、辩证法，归纳法，演绎法等所谓先进性所能认识，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。可感知，却看不见摸不着。这里想把“道”说清楚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正如孔子所说: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”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准确表达悟者的内心体验。因为，语言很难准确表达诸如精神情感、意识、智慧、市场经济“那只无形的手”等无形东西的感受和内涵，以及它们的独特作用或进行量化等。

     

       “道”的高维性只能靠参悟。人类被锁在最低维度（三维）的时空之中，无法站在最高的维度中全息地看清宇宙的真相和奥秘。真理是有条件的、是相对的。主客观受时间、地点等条件的限制，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。即“道”在不同时空、不同人，不同事情出现不同的现象，是“活”的东西。比如说，一个苹果是红色的，但过了一段时间发黄了。由于苹果的颜色随着时间发生改变，所以我们对苹果颜色的真理性认识也就发生了变化。

 

       孔子晚年读《易经》，最重要的心得只有四个字：“时也，命也。”“时”在《易经》中出现近60次，从各角度看，用时，时机，时用等等，说明“时”是多么重要。《易经》说：“为道也屡迁”，并没有什么万古不变的大经大法，宇宙是运动的，其规则、道理也因时因世而变，永远不变是变化，万物都是处于变化状态。由于道的时效性，我们只能持经达变，与时俱进。

 

       孔子重要思想之一“仁”，在《论语》中出现一百多次，每次出现“仁”的含义依情境不同而不同。短短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的《论语》，同样一个问题，不同的人来问，孔子给出的是不同的答案。因为道理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表现，表面上看似矛盾，实则有深厚内涵的，符合“道”的事物发展规律。人的认识同样随着时空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关键是主客观和谐的统一。终极真理和无限东西只能在认识的无限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，即可知，又不可知。

 

       即使你把真理传于别人时，其过程“真理”也会打折扣了，因为受教之人领悟能力参差不齐，即便不作任何改动，传至两三代弟子之后便会慢慢和原本的教导分道扬镳了，更不用说在传道布道过程中避免不了的别有用心之人的篡改……。

 

       譬如，真正读懂孔子智慧很少，哪怕号称最理解孔子思想的孟子，实际上与孔子的思想甚远。如孔子从不言“人性善恶”，孟子偏说“人性”是善，何况孔子学生弟子，故有韩非的“ 儒分为八”之说。现在儒学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“孔孟之道”，已对孔孟思想等中华文明进行肢解和变异，而非中华传统文化文明之根本；同样，千百个弟子对佛陀的教导的不一样的理解，这才有了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行一次佛法大会，众弟子齐集探讨佛陀的教诲，最后发展到了讲慈悲的佛法大会成了战场，辩论失败者会被处决，玄奘自己就亲历过，九死一生，这哪儿还是佛法大会，使得佛学几乎在印度本土销声匿迹，只剩下了那座著名的那烂陀寺……。更何况现在佛经并非全部是释迦牟尼所说，也有后代弟子、高僧根据自己的体悟，或伪托释迦牟尼所写，但也不能全部否定其中的价值。

 

      综上所说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、“道不可言，言不及道，”“道”的混沌性、，“道”的真理时效性是智者圣贤为何“述而不作”的主要原因。